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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过程监管——数据与信息之间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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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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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荣贵,系统工程专业工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欧美同学会会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专家委员。兼任中国项目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副会长、《项目管理评论》杂志编委会副主任、《项目管理技术》杂志编委、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名师。

丁教授说:项目过程监管的关键是确保数据的客观以及将其与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和项目的组织特质相结合以形成有效的管理决策信息。

      没有对项目过程的管控,仅期待结果的惊喜是不可靠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说明了过程监管的重要性。扁鹊多次对蔡桓公说其有病,“不治将恐深”和“不治将益深”, 但蔡桓公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反而认为“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并“不悦”,致使最后病入膏肓而死。

大数据时代,“数据”满天飞,从其中辨识出真伪及关键的信息成为新的挑战。无论是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还是管子的“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都是在谈分析信息的重要性。

      人们常说“要客观地看待问题”,但在管理领域,客观是相对的,主观则是绝对的,所谓“客观世界”无非是真正的客观世界加上人的主观解释而形成的“主观性客观世界”罢了。换句话说,科学结论是不允许有反例的,其结论也不因人的解释而变化。但是,管理的任何做法都与人有关,都会有反例存在,因此也会遭到有些人的不满。管理并不能像科学一样以真假来作为决策依据,而是以是否有效来作为决策依据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有很多有名的策士,他们靠游说各国君主而获得利益和施展政治抱负,他们的言辞改变了很多国家,也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篇章,如《鬼谷子》、《战国策》和《说苑》等。佛教《金刚经》中有言“我相即是非相”,《无常经》中也说“世事无相,相由心生,可见之物,实为非物,可感之事,实为非事。物事皆空,实为心瘴,俗人之心,处处皆狱,惟有化世,堪为无我。我即为世,世即为我。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红楼梦》中有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还有无”的名言。这些都说明,事实本身(数据)不如人们内心对事实的想象和理解(信息)重要,或者说事实并不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人们对事实(数据)的解释中。可能这就是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尽管对管理决策来说,数据不如信息来得重要,但数据的积累有助于产生信息,信息的价值也在于对数据的解析。数据到信息存在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规律。毛泽东在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在项目过程中,由于存在大量的变数,在过程中不断收集数据以为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十分重要。但是,由于项目诸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立场不同、专业习惯不同和人员的流动性,保证数据的真实、全面、口径一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困难的,因此需要采取依据里程碑节点采集数据、根据标准格式汇总数据、根据实际与计划的偏差度解析数据的工作方式。

      如何做到数据的客观以及如何将其与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和项目的组织特质相结合以形成有效的管理决策信息,是项目过程监管中的主要矛盾。

要在项目过程监管中有效运用辩证逻辑,可以参考以下口诀:

惊喜常失望,可控在过程。

数据求客观,信息求有效。

真假易分辨,判断在人情。

清浊看鱼种,掌管分大小。

 

一、“惊喜常失望,可控在过程” 的含义

       管理者的字典中应该尽量摒弃“惊喜”二字,而以“可控”来取代它。追求“惊喜”的后果常常是“惊讶”或“惊愕”。从心理上讲,信息的缺乏往往会导致人们往坏处想,对于那些人们特别看重的事情尤其如此。孩子放学比预期的时间晚到家,很少有父母认为孩子碰到好事了,绝大多数都是怀疑孩子身上是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例如车祸、被老师留下、去网吧等。企业也同样如此,当项目有一段时间的进展不透明时,人们往往会怀疑项目遇到了麻烦,要么是工期拖延,要么是经费出了问题等。项目的成功需要治理者、管理者和实施者等利益相关方各司其职。有人承担责任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和应该承担责任,不可控制就不可管理,仅靠事后的奖罚不是管理者应该采取的有效态度。将项目过程当成一个黑箱,实际上是将管理的责任放在那些很可能承担不起这些责任的人身上。

 

二、“数据求客观,信息求有效”的含义

      在管理实践中,没有数据支持的决策常常会陷入因主观臆断而产生的陷阱之中,但是,数据若要反映客观的项目状况,就需要预先制定结构化的、标准的数据结构,要具备统一的测量方法和工具,没有标准的统一就无法比较。按照辩证逻辑,“量变引起质变”的实现需要数量积攒到很大程度才会发生,而项目都是特殊的,如何才能保持足够大的、具备统计规律的数据呢?这就需要在项目中按照里程碑采集数据,在企业内部按照项目集来进行数据采集。

       数据变成信息的过程尽管是很具有创意的,但也有规律可循。“反常即是妖”,数据达到一定的统计规律后,那些与统计规律相差较大的样本点就成了最有价值的决策信息来源,因为符合统计规律的工作即使没有决策也会因为惯性而延续一段时间,但那些“突变点”如不得到及时的判断和处置将会很快扭转统计规律的走向。这种信息分析的思想是基于风险考量的。

       项目决策者和管理人员更多的是需要关注规律以外的事情,而将规律之内的事情交给稳定的职能部门来处理。这就是辩证逻辑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王宗岳在《太极拳论》里所说的“立如枰凖,活似车轮,偏沈则随,双重则滞”。没有稳定的部门抓住稳定的规律,项目就容易缺乏可靠性;而没有项目决策者和管理人员对异样信息的灵活判断,就不能使项目管理具有足够的有效性。

 

三、“真假易分辨,判断在人情”的含义

       项目过程监管的一大挑战是判断利益相关方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真伪性。但是,对管理者而言的真假与对自然科学家而言的真假颇为不同,前者常常基于人的判断和接受度,而后者更倾向于与人的判断无关。前者更像艺术,后者才是科学。《吕氏春秋》有一则寓言故事:“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管理决策基于决策者的判断,而判断会因决策者的阅历、知识、情绪等不同而变化。

       《鬼谷子》中提出“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而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也需要先问清楚刘备一个问题——“敢问将军之志”。这些说的都是信息的价值并非基于冷冰冰的客观数据,而是基于利益相关方的人情、心理和需求。《菜根谭》提到的“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四、“清浊看鱼种,掌管分大小” 的含义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中有一句中国人熟知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意思是说处理矛盾不要太理想化。中国人很讲究面子,有很多项目监控策略只需要点到为止。管子说的“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人聪明所在,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监管者对被监管者需要有足够的约束力,被监管者一般也认可监管者的权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育结果。

       但是,过犹不及。监控者与被监控者只是角色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其智商的高下。当“君不君”时就会产生“臣不臣”,也即会产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对齐宣王所言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讲究“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在项目监管过程中, 需要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利益相关方的特点,确定监控的松紧程度,对那些非原则性的问题要保持一定的弹性,给予管理人员足够的灵活机变的权限,要学会“睁只眼闭只眼”,还要会“抓大放小”,这样才能保证管理人员和普通项目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解决因项目特殊性而产生的一些难以通过规范化制度解决的问题。

文章来源于《项目管理评论》,转载已获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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